编者按:阿姆斯太滕镇乱伦案曝光后,奥地利成了全球媒体的焦点。在各种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中,奥地利的形象几乎从湖光山色和音乐家莫扎特的故乡,变为“地牢之地”以及儿童暴力犯罪泛滥的社会。
阿姆斯太滕镇乱伦案并非个例,2006年曝光的女孩卡姆普什被囚禁8年多的案件和2007年曝光的母亲囚禁3名女儿7年的案件都给媒体评论添加了注脚。
就在人们对此案深度关注之时,奥地利专家透露:这种乱伦虐待案件在奥地利家庭中并不罕见,乱伦和性侵犯行为在奥地利家庭中时有发生。据统计,有六分之一的奥地利女孩和九分之一的奥地利男孩都在家中受到过侵犯或虐待。
凡到过奥地利的人必被满目绿色所陶醉,但是,在这绿色草坪背后发生的一系列罪恶事件,让人心绪久久难以平静。
作为读者,最关注的是事件的本身。在我们为这桩骇人听闻的奥地利乱伦案震惊之余,本报特别邀请了社会学有关专家,请他们深入分析该案嫌疑人扭曲的双重人格,从家庭、社区和社会管理的角度分析这一案件给我们的启示和教训。
现代物质文明不足以铲除人性之恶
李伟民: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心理学会社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社会心理学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市场与劳动心理学
“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先进的科技与健全的法制并不足以铲除甚至有效约束人性之恶的萌发与成长,文化、历史与社会的优良传承和建构更能够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扬善弃恶,祛邪求正。”
——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专家李伟民
中山大学社会心理学专家李伟民认为,这一事件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所发生的最丑恶和最残忍的暴虐事件,也是对人性的习成与发展之无限可能和无比复杂的最反面的注解、演绎与真实展现,以及对以生活富足、科技先进、制度文明为特征的现代化理念与价值的强有力的颠覆与挑战。
心理的兽性变态和人格的极端扭曲
具体而言,从个体层面来看,约瑟夫·弗莱茨勒本人的暴虐行径显露的是其本人心理的兽性变态和人格的极端扭曲,而不是如同有人所说的是精神的失常和病态化。
施虐的心理和暴君般的人格应是其本人行为内在的主导动因,肆意伤害和强迫他人并心安理得乐此不疲、蓄意且无所顾忌地控制他人以服从满足自己的恶行需要、毫无责任感与同情心、抛弃起码的伦理与道德,凡此种种,都表明其人格的暴虐和心理的兽性膨胀。
在人性与兽性的心理演化的连续谱上,其本人无疑是定格在了兽性演化连续谱的阴暗的一端,而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落脚在两者之间的怪异的心理变态。
拥有面具人格和本体人格双重人格
在人格上,扭曲之后的人格所展示于人的大多已不是其人格真实的、本质的特征与内涵,而只是一些表象和形式化的面具与外装,无论看上去是如何地正常和健康。扭曲的人格往往是双重人格,表现于外的是其面具人格,而表现于内的则是其真实的本体人格。在约瑟夫·弗莱茨勒的身上所体现的正是这样的一种扭曲的双重人格。
这种人格的扭曲往往源自于外部的深重压抑、强有力的约束和持续的挫折打击,以及个体内部一点一点积蓄起来的欲求、期望与能量。在高压之下,脆弱的物体将难免破裂粉碎,而坚实的物体则时常会扭曲变形。
应从文化、历史与社会多层面反思
对于这样令人震惊的事件,需要反思的不仅仅是个体心理层面的问题,而更多的应是文化、历史与社会的问题。
文化的积淀、历史的印刻以及社会的濡染和催化,都会对人的心理与人格的型塑和养成产生巨大与深重的影响。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先进的科技与健全的法制并不足以铲除甚至有效约束人性之恶的萌发与成长,文化、历史与社会的优良传承和建构更能够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扬善弃恶,祛邪求正。
现代社会更需有效的社会管理
蔡禾: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
研究方向:家庭社会学、城市社会学
“在我们对事件的‘残忍’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对家庭、社区、政府在整个过程中的‘无为’和 ‘冷漠’感到震惊。它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现代社会更需要家庭、社区和有效的社会管理。”
——中山大学社会学专家蔡禾
中山大学社会学专家蔡禾认为,奥地利“乱伦恶父”案给我们带来的反思是多方面的。
社会管理出了问题
据报道,母亲罗斯玛丽曾收到女儿一封信,要求父母不要寻找她,于是认为女儿主动离家出走而放弃寻找。当3个被作为外甥遗弃在家门口的孩子出现时,竟然既没有看到家人,也没有看到政府为查明3个孩子身份并借此寻找失踪的伊丽莎白所作的努力。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显然这个家庭、社区和政府都出了问题。在西方社会,一个人一旦成年,其权利和行为的独立性是很强的,但是这不意味着由此失去成年家庭成员之间的关注和互动。而在这个家庭里,我们看不到这种关注以及由关注所表达出来的亲情;在西方社会,强烈的家庭隐私观念使其邻里交往与中国人存在明显差别,但是社区参与、社区整合仍然是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区冷漠 政府失职
在这一事件发生的社区里,人们似乎都“盲”了,我们看不到社区的存在和价值;在一个社会中,人口管理是最基本的社会管理,登记新增人口,寻找失踪人口都是最基本的政府职责,也是保障公民权利,防止犯罪,发现犯罪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在这个事件24年的过程中,政府似乎消失了。
总之,在我们对事件的“残忍”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对家庭、社区、政府在整个过程中的“无为”和 “冷漠”感到震惊。它给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现代社会更需要家庭、社区和有效的社会管理。(记者刘琨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