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价值观
  • 和美家风通栏
【回顾】高考40年:知识改变中国
来源:澎湃新闻 2018年01月12日 14:45:10

  今年,是高考制度恢复40周年。每年的高考季,作家韩少功就会情不自禁想起1977年参加高考的情景。原本对上大学不抱任何希望的韩少功,1977年12月参加了高考,并被当时的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师范大学前身)中文系录取,从此命运得以改变。回访众多和韩少功一样参加1977年高考的“过来人”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对于恢复高考制度充满了感激。40年前恢复的高考制度,重开了人才向上流动的通道,重新唤醒了人们对人才的尊重、对知识的信仰,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千百万青年的命运

  92岁的武汉大学查全性院士至今还珍藏着一份40年前的历史资料——1977年8月7日由中国科学院、教育部汇编的第9期《科教工作座谈会简报》。《简报》虽只有1200字,但它改变了中国千百万青年的命运。

  1977年8月6日,正当徐杨和往常一样,在下乡插队的山西太原市北郊化客头乡白道村,学大寨,挑土填沟、担粪、种地时,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内,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已进行到了第三天。邓小平还在认真听取吴文俊、周培源、苏步青、邹承鲁、王大珩等33位著名科学家、教授以及科教部门负责人对于恢复高考的意见和建议。

  起初,由于社会刚刚经历“文革”,代表们对于发言都格外谨慎。但大家发现,在5天的会议中,邓小平全程参加,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很少插话。这让代表们感觉“小平同志很想解决问题”。于是,大家彻底放下了思想包袱。作为当时最年轻的参会代表,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和许多大学老师一样,对大学招生现状甚为不满,激动地说:“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其作用就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有保证,部分原因是因中小学教育质量不高,而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如果我们改进招生制度,每年从600多万高中毕业生和知青、青年工人中招收20多万合格的学生是完全可能的。”查全性越说越激动,痛陈当时招生制度埋没人才、助长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卡了工农兵子弟和影响中小学师生积极性等四大弊端。在座的专家们对此表示赞同,一致建议改革现行高校招生制度,并强烈呼吁立即恢复高考制度。

  然而,当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6月已经在太原召开,并且决定继续推行“文革”后期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方案也上报给了中央。各地正按会议精神,准备招生工作。得知太原招生会议已经召开的消息,邓小平当即要求教育部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规定,高校的培养目标是“高级专业人才”,否定了“三来三去”中关于高校培养目标是农民、工人的提法,明确了高校可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时,考虑到当时还有大批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意见》将考生的年龄放宽至30岁,婚姻状况不限。

  当年冬天,全国570万名学生报名参加高考,加上1978年夏季考生,人数达到1160万人。这意味着中断了11年之久的中国高考制度至此全面恢复,重新疏通了中国社会的人才向上流动通道。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认为,恢复高考制度成了拨乱反正的风向标,标志着一个可以通过公平竞争改变命运的时代来临。高考制度的恢复使教育恢复了正常秩序。

  参加了1977年召开的两次全国招生工作会的原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杨学为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刻在提醒我们要珍惜考试!因为,中国60多年来的发展实践证明,有考试时期国家教育发展处于稳定时期,取消考试后,整个教育体系就会陷入混乱。”

  40年来的高考制度,为国家公平选才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徐杨清楚地记得,当年从复习备考到正式考试的40天里,全国掀起了一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其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景象。杨学为说,恢复高考制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启动实施的,所以它既是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动力和智力资源。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那么过去40年的高考改革,就是对国家发展需求的积极响应。从1978年恢复“全国统一命题,省、市、自治区组织考试、评卷”、考生可申请复查试卷,到以控制考试误差为目的的标准化考试和1985年启动实施的定向委培、自费生计划的“双轨制”,再到自主招生和分省命题;考试科目从大文、大理到“3+2”,再到1999年推行“3+X”,再到2017年上海和浙江试行的“3+3”……40年来,高考改革始终沿着科学选才的轨道,不断地积极求解考试模式的多样化创新,考试内容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以满足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和老百姓的现实需求。

  从1996年针对招生“双轨制”造成的两条录取分数线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的弊端而实行招生并轨,到2001年取消高考考生年龄和婚姻限制,再到全部取消全国性鼓励类加分项目、地方性加分项目减少63%,再到2005年开始实行高校招生“阳光工程”,以及2014年28个省份着手解决随迁子女在居住地就地参加高考问题;从2012年我国启动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增加贫困地区学生进入本科一批招生学校的就读机会,到2015年国家对残疾人参加高考提供便利条件和平等机会,再到2015年11月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第九条将组织作弊入刑定罪……

  40年来,以公平为基本导向,我国逐步建立了以招生政策、高校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资格、招生计划、录取信息、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重大违规事件及处理结果等“十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国家、地方、学校等多级招生信息公开制度。北京理工大学2012级学生范俊彪,来自人口大省河南。高考时,范俊彪因发挥失常最终考了614分,而当年北京理工大学在河南的录取分数线是620分。“如果不是有国家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的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我可能会与重点大学失之交臂。”范俊彪感慨不已。

  受益于此的,不只是范俊彪。自2012年我国启动实施农村和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以来,累计招生27.4万人,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两年增长10%以上,更多的农村孩子有了上重点大学的机会。实际上,这只是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进入普及化阶段的一个小小缩影。

  40年前的1977年高考录取率仅约为4.8%,2016年跃升至80%左右。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从2012年的30%提升到2016年的42.7%,上大学已成为绝大多数年轻人的标配。刘海峰对此认为,恢复高考40年来,通过高考的公平竞争,为高校选拔了千百万合格学生;经过培养,许多人已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恢复高考制度既为中国这些年的经济腾飞作出了巨大贡献,又维护了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

  40年来的高考制度,培养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

  恢复高考之于徐杨家,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他们始终笃信“知识改变命运”!1977年12月,徐杨兄妹三人一同走进高考考场。结果,三人榜上有名:徐杨被山东大学录取,他的二姐被山西大学录取;徐杨的妹妹被武汉大学录取。今天,市场上赫赫有名的“蓝月亮”洗手液,就是徐杨妹妹的发明。而徐杨,现在已经是山西省地震工程勘察研究院的研究员了。

  表面上看,高考作为一种教育考试制度,不仅仅改变了一代人、一个家庭、无数个体的命运,其人才选拔功能同样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杨学为认为,40年来的高考改革在保持高考这条人才向上流动通道畅通的同时,它既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储备和输送了数以亿计的高素质人才,又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起到了人才支柱的作用。有数据显示,恢复高考制度40年来,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学习;我国的劳动力(16—59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40年前的5.7年提高到2016年的10.35年,为我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奠定了扎实基础;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过8000万人,继续保持世界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的地位。

  “一次正确的制度选择,胜过十代人的代际更替。”想起那些如烟往事,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说,“1977年恢复高考意味着制度理性的回归,同时也是国家日后一系列重大变革和历史转向的开端。”40年前播下的种子,为“中国奇迹”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今天,不论“神舟”系列飞船、探月工程、高铁等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还是杂交水稻、高性能计算机、高温超导研究等领域的重大成果,以及三峡工程、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西气东输、青藏铁路等重大工程建设,人们都能看到,在国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上,处处活跃着大批技术精湛的科技才俊。而他们中的许多领军人物,正是恢复高考后高等教育培养出来的高素质人才。

  40年前的恢复高考制度,为国家插上了智慧的翅膀,支撑着中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今天,纵然世界经济疲软、复苏乏力,进入深度调整期,但中国恢复高考40年来所积累的巨大人力资源红利,正在持续上升,以抵消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下降所带来的影响。从2010年起,随着中国进入“人口红利”下降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74.5%下降至2014年的73.4%。

  与此同时,我国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8.75%提高至11.01%;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3.72%提高至16.35%;职业教育每年为各行各业输送近1000万名技术技能人才,开展各类培训达到上亿人次;在高速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等快速发展行业中,新增技术技能人才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力支撑……这只是人才助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序曲。

  如果世界吉尼斯纪录可以设立一个上千万人同时考试的项目,中国完全有能力年复一年地刷新自己创下的纪录。而不断刷新的数字,照见的是一个东方大国久久为功、走向民族复兴的宽阔背影。今天的教育改革,再次从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切入,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党中央对教育改革的深谋远虑。

  新高考改革,成为牵引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牛鼻子”

  盘点恢复高考制度以来的40年,高考变化的,不只是考试人数的增长。更重要的是,高考在沿着确保公平和科学选才的轨道,在不断进行各种“制度实验”,并力图使之成为牵引教育综合改革的“牛鼻子”。

  事实上,从2003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22所重点院校被赋予5%的自主招生权,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再到2014年底教育部出台规定改变成绩是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民众从中已经明显感受到:伴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拉长的“问题清单”,国家一直在努力改变“一卷考全国、一考定终身”的沉疴顽疾。

  2014年9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按照改革目标,2014年启动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2017年全面推进,到2020年基本建立中国特色现代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健全促进公平、科学选才、监督有力的体制机制,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3个月后的12月16日至17日,教育部等部门连续两天密集出台了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以及完善和规范自主招生等4个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配套文件。这既是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我国在教育领域系统性和综合性最强的一次改革,也是面向中国未来的一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它不仅回答了现行考试招生制度为什么改、改什么和怎么改等根本问题,而且第一次明确了教育改革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将教育从应试倾向重新拉回正常轨道。

  新一轮高考改革可望成为撬动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支点。按照新方案规定,在建立健全考试制度方面,国家将依据普通本科和职业院校的不同特征,分别实行统一高考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制度;在评价制度上,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实行综合评价,考生的考试成绩由高考与学业水平考试两部分构成,后者可选择学生擅长的三门科目成绩计入总分;在招生录取方式上,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使高校可根据各专业实际确定选考科目,考生则根据各自兴趣爱好选择考试科目,实现高校和考生之间的双向选择。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认为,40年来,高考制度从考试内容、考试形式、技术手段、管理规范和录取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刻改革,在改革中发展完善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新一轮高考改革规划了蓝图,指引了新方向,“我们要从高考改革40年走过的历程中汲取经验、智慧和力量,扎实推进新时期的高考改革”。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新高考”改革的两个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尊重学生选择权和扩大高校招生录取自主权。在这种价值导向下,新一轮高考改革也必将牵引连接高考“上”“下”两端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综合改革。

  杭州师范大学校长杜卫认为,在新方案中,志愿填报时专业优先,同一专业生源的竞争将成为高校面临的挑战。今后,一些学校的专业如果没有突出优势,将逐步被淘汰,这有利于高校的学科均衡发展。先行先试的浙江和上海新高考,已尘埃落定,它们既成了中国高考改革新的风向标,也粗线条勾勒出了未来中国高考改革的基本轮廓。刘海峰教授说:“随着诚信体系的逐步建立,未来的高考将不完全依靠考试分数录取,而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一份份时代的答卷,正无声地为这个时代的改革创新添加注脚。

  从2017年秋季学期开始,山东、北京、天津和海南等地将加入新高考改革试点的行列。(来源澎湃新闻)

编辑:叶欢梅


走转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