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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红色人物|施建中:民主革命的先驱

来源: 2021年06月04日 09:10:10 【进入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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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中:民主革命的先驱

  施建中(1900~1993)又名施道,出生于长兴县原白岘乡茅山村,他是大革命时期长兴县的革命先驱、统战工作的杰出代表。
  施建中有兄弟四个,分别是施仁、施义、施道(施建中)、施德(施建华),他排行老三。施家宗族出于白岘茅山村,现为煤山镇三洲山村。
  施建中父亲施干才(1868~1938)于1924年在白岘尚阳村大女婿杨锦堂的屋基上与杨共同建造房屋,施家出资,杨锦堂出屋基,共建三开间两龙梢再加五间直排式的一层木结构楼屋,施、杨两家还筑了四只灶台共同居住使用。
  施家从茅山村迁居尚阳村时,将施建中和施建华同时迁入尚阳村的新屋居住,而施仁、施义则留在老家茅山村。
  1931年,施建中在施、杨两家共建老屋的西北侧又建造了一座屋顶为四角攒尖、面积约有60平方米的亭子屋,作为施建中当年的书屋。
  书屋内有《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有近代巴金、茅盾、老舍等进步作家的书籍,还有那时期出版的《东方杂志》《中国妇女》等杂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第一次到白岘乡大扫荡时,杨锦堂家原有200多平方米面积的平瓦屋被日寇烧光,使杨家失去了一切生活、生产资料,多亏施、杨两家互帮互助,情同手足,才渡过难关。
  且说施干才是白岘乡间有头有脸的地方绅士,他是当时白岘乡间第一个剪辫子的乡绅,他这辫子是由白岘老街剃头店的池师傅所剪,不久他便成了辛亥革命时期长兴县的同盟会会员。
  施干才是个文化人,当年白岘街有不少店面的牌匾都由他题写,他为人正派,处事公道,在白岘乡间德高望重,因他出生于茅山村,而被民间尊称为“茅先生”。
  当年邻近白岘苏浙皖三省交界地区凡发生民间纠纷都要请他出场调停,因此他也成了白岘附近的三省名人。施干才十分体恤劳苦百姓,他出门有自备滑杆轿子,哪个村子有人请他调解民事纠纷,他都要坐滑杆轿前去,但到了半途山路他会主动下轿与轿夫一起步行,走到村口他才上轿以不失体面。
  那时江苏宜兴的民间舞狮队每年正月要到白岘老街进行拜年活动,他们翻山越岭来到白岘乡后,首先要到尚阳村施家拜年。
  舞狮开头会有四句唱词“狮子头上一点青,今天拜访茅先生,处处想着老百姓,办事公道又公平”。舞狮完毕施干才夫妇就会包上红包和成双的糯米团子答谢舞狮队。
  1938年农历三月初八施干才过世,出殡时许多百姓家在送棺路旁设香烛纸钱及供品进行路祭,以示对死者的敬重。
  1941年,施建中在亭子屋北侧上方又建造了三间平房,分别是卧室、堂屋、厨房。
  施干才和施建中、施建华都爱好园艺,二代人在住宅周边的院墙内、路旁、屋边池塘等处种植梅花、紫竹、紫薇和芍药、凌霄花、菊花,还种植许多果树,加有屋后山景,屋旁清泉衬托,彰显出主人的涵养和雅兴。
  施干才崇尚读书识文,施建中和施建华年纪尚幼时他就着重培养,让他俩在白岘茅山村读私塾。
  施建中17岁考入湖州省立三中师范部,1919年“五四"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他作为湖州省立三中学生代表反对校长的封建专制,参与发动学潮,并作为学潮代表之一赴省请愿,后因学潮未果,愤而退学。
  其间,施建中在杭州认识了共产党员宣中华、俞秀松(当时二人都是共青团中央负责人),并由他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4年秋,施建中到上海大学求学,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投身“五卅”运动,当时他与青年运动领导人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施存统等有很多接触,对施建中的思想有很大影响。
  1925年秋,施建中去广州考入黄埔军校,不久因发表对当时军校代理教育长王伯龄吸食鸦片等腐败现象的不满而被退学。
  1925年冬至1926年7月,施建中由原上海大学副校长邵力子介绍到国民革命军教导师政治部任宣传科长(系中校军衔),后因国民党右派接管而离开。其间由邵力子、经亨颐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8月,他又由经亨颐介绍到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任干事。当时施建中邀原上海大学同学王宇椿(安吉人,共青团员)到该部参加工作。一月后因与陈果夫起用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意见不一而离开。
  同年9月,施建中找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孙炳文(中共党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在沪被捕牺牲),随北伐军北伐,被派往总司令部直辖第一游击队司令部政治部任第三营政治教导员。
  因散兵游勇纪律松弛,于1927年1月辞职随东路军政治部到浙江。
  施建中到浙江后,经组织同意,由时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委的宣中华推荐,担任了国民党省党部青年部长(同时期长兴小溪口的韩宝华任工人部长),其间,王宇椿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浙江观察革命形势。
  当时浙江国民党极右势力十分猖獗,图谋政变,篡夺政权,为此,施建中与宣中华、王宇椿等人一起商讨,决定让王宇椿以中央特派员名义发表宣言,并散发各县,并登载报刊,揭露反动阴谋。
  当时施建中与王宇椿一起起草了一篇讨蒋檄文,对极右势力的倒行逆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搜捕共产党员及国民党左派人士,施建中与王宇椿、宣中华等先后被捕。
  王宇椿(1958年被评为革命烈士)、宣中华英勇牺牲,施建中被关押在杭州小车桥浙江陆军监狱。为了营救施建中,当时通过国民党左派上层人士邵力子、于右任以及国民党长兴县党部出面斡旋,国民党政府才以因找不到证据为由,于1929年将施建中释放。
  施建中返回长兴后,经白岘民众推荐担任了白岘小学校长。他在担任白岘小学校长期间,办学的经费主要依靠民众捐助,但由于白岘经济落后,办学经费短缺,因此学校的课桌凳等教学设施十分匮乏。
  当年施建中夫人何素中在白岘小学教书,为了解决学校增置教学设备的经费,何素中与其兄何勤之一起走上白岘祠山庙戏台为学校义演募捐。
  何素中是绍兴人士,当年她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后由廖承志先生的岳父经亨颐先生介绍,并由他担任证婚人,于1928年中秋节与施建中结成连理,其兄何勤之那时执业于上海金融洋行。
  1930年施建中离开白岘乡去上海,并在上海继续参与反蒋活动。
  是年8月邓演达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时称第三党)。
  1931年秋由黄琪翔、蔡一鸣介绍,施建中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旋即回浙江,成立了以蔡一鸣为常务委员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浙江省筹委会,施建中任委员兼负责民运工作。
  其间,他曾到南京任国民党中央检査新闻处代理干事和国民党中央实业部合作司视察。
  施建中与长兴早期的中共地下党员史之华相识,二人对当时国家的兴衰都有着共同的见解,因政治观点、革命理想一致而成为知交。
  1933年初春,国民党长兴县政府下令通缉捉拿史之华,并派便衣警察前往夹浦环沉村史之华的家中,结果扑了个空。
  那天,环沉村在做戏,史之华父亲在戏场得知国民党县政府要捉拿史之华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没回家而直接从戏场赶往史之华的寄父臧阿梅家,约臧阿梅一起去林城小学,通知当时在林城小学教书的史之华立即转移。
  在林城留宿一夜后,第二天清早史之华与父亲及寄父三人一起来白岘找施建中,准备在施家躲避一阵子。可是那天飘起了雪花,一路上白茫茫的一片,三人到白岘山边摸错了路,直到深夜还没找到施家,只得在山上坐着过夜。三人在山间野外的雪夜中又冻又饿,史之华虽年轻但身体瘦弱,更是冻得吃不消,他寄父就把身上穿的衣服脱下披在史之华身上。直到第二天清早,他们三人才找到施家。
  施建中见到史之华三人后,马上召唤家人烧煮早饭给三人填肚子充饥,并拿出棉服替换史之华身上被雪水淋湿的衣服。早饭后,史的父亲和寄父就告别施家回夹浦家了,而史之华留在施家暂住。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施建中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号召,并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提出的“积极开展一切抗日活动,尽量争取投入到抗日第一线”的要求,于同年9月从南京回到故乡长兴,出任长兴县抗敌后援会主任,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是年11月下旬长兴县城沦陷,县政府迁往西部山区,施建中即与县政府联系,组织抗敌自卫队,先后约有20余人参加,后归并成立苏浙皖三省边区游击司令部,司令为谢升标,施建中任政治部主任,驻地为宜兴张渚。
  其间,施建中利用自己熟悉煤山地区的优势,发动长兴煤矿工人和当地农民参加游击队,坚持敌后抗日斗争。
  1938年4月谢升标在与日军在宜兴、广德交界的凤凰山、金鸡岭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后被追赠为中将军衔(2014年谢升标被民政部认定为抗日英烈,其塑像树立在杭州武林广场)。
  谢升标牺牲后,由国民党五十九师师长张得能收编游击队补充其部队,但张不是对日主战派,原谢部下的战士都不愿意被收编而队伍解散。
  施建中也一气之下,带着自己的勤务兵,于1940年夏天回到白岘老家,旋即又到天目山任浙西行署谘议兼青年招待所主任,不久仍回家。
  此时史之华任省合作工作队浙西大队长兴组组长,当年10月任长兴县委书记。
  其间,他经常到白岘与施建中联系,商讨抗日救亡的相关工作,施建中还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与史之华、花如海等发起成立浙江省合作事业促进会长兴县分会,引导推进、组织协调长兴县的抗日救亡工作。
  1943年冬新四军十六旅挺进长兴西部山区,施建中协助新四军在长兴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成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并将抗日初期建立游击队时留下的5支枪交给了县抗日民主政府。
  他还让出父亲与姐夫杨锦堂1924年建造的老楼屋,用作新四军苏南行政公署办公用房。其中楼下10间全部给行政公署机关、后勤、保卫使用,底楼的厢房为行署的财务科。楼上中间部位的房间让给行署工作的女同志住宿,特务连战士也住宿在楼上,但他们都睡地铺,这地铺只是竹编大席上面铺一层稻草的统铺。楼上还剩余的房间由施、杨两家人使用。
  1943年王必成将军率领新四军十六旅进驻长兴后,军民团结一致,抗日情绪高涨,老百姓生活也逐渐恢复正常,人们对新四军十分拥护。
  当时驻扎在施家的新四军特务连战士在施宅旁的操场练操时经常唱“我们是王必成投弹手”的军歌,歌词是:我们是王必成,王必成投弹手,手榴弹掷出一百个,一百个,不会只中九十九。
  施建中在1941年建造的三间装修后的平房除了他的一间卧室,另两间屋让给新四军特务连作连部,还有指导员肖岐率领的警卫班也居住这屋里。警卫班驻扎在此屋的位置较高,可以居高临下观察四周环境。
  1943年冬长兴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前夕,施建中以前建造的亭子屋经常作为苏南行署核心层工作联络及决策的场所,设置了流动岗哨。
  当时李焕、汪寿彭、丁篪生等中共长兴县委的领导常在此屋商量抗日事宜。苏南行政公署驻扎在施家后,亭子屋成了行政公署首长江渭清、惠浴宇的办公用房,因此行政公署的首长和施家的关系十分密切。
  那时江渭清夫人徐敏由组织出面被安排在白岘小学教书,因身份保密,起初当地百姓还不知她就是江渭清的夫人。
  惠浴宇的夫人顾静有了身孕,为了照顾她临产前的生活,行署将亭子屋让出来专门安排惠浴宇夫妇居住,他俩的女儿就诞生于这座亭子屋。
  孩子出生后,何素中主动帮助照顾产妇和婴儿,在生活物资匮乏,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她时常煮糖氽鸡蛋给产妇补充营养。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得到过房东精心照顾的惠浴宇夫人顾静多方打听、查找老房东的下落,但均无音讯。直至“文革”后,她才通过老战友时任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杨源时的关系才了解到施家在杭州的住址,她亲自登门看望施建中,可是那年顾静的小女儿因车祸受伤而未能陪伴母亲同行。
  1944年春,地处煤山、白岘山区的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粮食十分紧张,新四军抗日民主政府千方百计设法保障抗日根据地军民的供应。
  当时施建中和吴伯明、杨嘉乐三人为了不让粮食流入敌占区,解决当地抗日军民用粮,由施建中牵头在白岘老街三和堂药房创办“白岘三友合作社”,积极筹粮,保障供应。由施建中任合作社主任,由吴伯明管理账务。当时采用投股的办法,每股100元。
  合作社成立前,新四军白岘抗日根据地的军粮要从广德流洞桥贩运到白岘老街,再由白岘抗日根据地的百姓每家每户用木砻、小推磨稻麦加工成米面后提供给新四军。三友合作社成立后,办起了米、面加工作坊和米行,由合作社统一为抗日根据地的军民提供粮食。在米行量米的有吴文琴、于贵卿、张文学等人。
  后来三友合作社又与三和堂药房合作,扩大经营,供应柴炭等山货及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并将“白岘三友合作社”改名为“白岘大公农村合作社”,合作社经营到1945年新四军北撤才停业。
  1944年7月7日,县抗日民主政府在槐坎乡桥下村召开抗战七周年纪念大会,会上有26位地方绅士联名通电蒋介石,呼吁团结,开放党禁,实行民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其中白岘有施建中、吴伯明、杨嘉乐等人。
  在这次纪念大会上,施建中上台进行了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演讲,当他演讲完毕从台上下来时,粟裕将军拍了拍施建中的肩膀说:“施先生,你是苏南的李鼎铭先生”,当时施建中也不知道李鼎铭先生是哪位人物,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才知道。
  自长兴、宜兴沦陷后,大部分青年不愿接受日寇的奴化教育而放弃了学业,面对这情况,施建中响应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号召,在宜兴胥井发起创办了三洲实验中学。
  当时由苏南第二行政分区专员、宜兴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张之宜兼任校长,施建中任副校长,具体负责校务工作。弟弟施建华毕业于苏州体校,在该校兼任体育老师。学校的生源主要是新四军干部子女和苏南行署所辖各县的百姓子弟,还包括一些外地的流亡学生,创办这所学校的初衷也包括为新四军储备人才。
  1945年10月新四军北撤停办后,学校大部分学生也随新四军北撤,成了新四军的一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施建中去了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视察,1948年冬,因奔母丧离职,后在浙西湖州等地筹建农工民主党浙西办事处,开展揭露国民党假和平活动。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施建中任中国农工民主党浙江省整顿委员会委员暨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委员。
  1950年他在嘉兴专区参加土改工作,1951年2月去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期满后转入教育工作,先后在杭州高级中学和杭州第七中学任教。
  在此期间,曾当选为杭州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和下城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后因眼疾不宜任教,1958年由组织安排到省文史馆任职工作。
  “文革”时期施建中受到冲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复出工作,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顾问,1985年办理离休。
  1993年7月15日,施建中因病不幸逝世,享年94岁。
(长兴乡贤文化工作组供稿)


作者:    编辑:张彪